時間：2026-02-02 00:24
來源：北疆新聞© 原創(chuàng)
□劉嘉耘
一
我總以為，真正的歷史，不僅僅在史官的刀筆下，更在于山河的沉默間。這種感覺，在我踏上秦九原郡遺址的土地上時得到了驗證。
九原，作為縣名，是戰(zhàn)國時期趙武靈王最先設置在河套平原的烏拉山南麓的。作為郡名，卻是始皇帝的開端。
秦掃六合，使蒙恬北驅匈奴，取河南地，因趙之舊地，置九原郡。秦祚短促，卻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(tǒng)一的、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。及至漢武，國力鼎盛，于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復取河南地，將秦九原郡一分為二，東部置五原郡，西部為朔方郡。故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言：“五原郡，秦九原郡，武帝元朔二年更名?！?/p>
翻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，那段簡短的記載躍然紙上：“自榆中并河以東，屬之陰山，以為四十四縣，城河上為塞?！逼渲凶顬橐鄣?，便是九原。蒙恬北逐匈奴后，三十萬大軍在此筑城戍邊，直道由南至北，從咸陽直鋪塞外。那時的九原，是秦帝國北疆的屏障。
唐人詩句里還殘留著它的身影。李益《度破訥沙》中“眼見風來沙旋轉，經年不省草生時”的荒涼，或許正是九原故地的寫照。而王昌齡“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”的龍城，據考證就在漢五原郡境內。這些詩句如同時間的烙印，承載著邊塞的朔氣與烽煙。
當代考古學界主要有三派觀點：一派堅持九原郡治在烏拉特前旗先鋒鎮(zhèn)三頂賬房古城附近，因其出土了刻有“長樂未央”銘文的青磚和周邊的古建筑群。一派堅信九原郡治就在今日包頭的“麻池古城”。那里曾出土龐大的秦漢建筑基址、云紋瓦當和“市亭”陶文。一派學者則將目光投向了黃河對岸的鄂爾多斯高原。那里地勢更高，控扼黃河渡口，更符合軍事要塞的選址邏輯。
而我此刻，就在三頂賬房古城遺址旁，城址的建筑形制呈規(guī)整的長方形，采用夯筑工藝構建城墻，整體占地面積達0.4平方千米。南墻有寬約8米的城門一座，城墻留有1-3米的殘高，基部寬度達12米，顯示出當年城墻的雄渾氣勢。文化層堆積厚度在1.5-2米之間。地面調查中發(fā)現的大量陶片、磚瓦殘件以及散落分布的鐵器等都成為探尋城址歷史的重要線索。
二
九原郡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命運。它處在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界線上，既是軍事前沿，又是交流窗口；既是戰(zhàn)場，又是市場。這種雙重性格，注定了它不平凡的歷史地位。
九原郡初因直道而重要。九原郡的建立，始于秦始皇一統(tǒng)六國后的北巡。《史記》記載，始皇三十二年“巡北邊，從上郡入”。這次巡視的直接成果，就是“使蒙恬渡河取高闕、陽山、北假中，筑亭障以逐戎人”。九原郡的設立，不僅是軍事要塞的建立，更是帝國一統(tǒng)大業(yè)的延伸。
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下令修建直道——一條從咸陽甘泉宮直達九原郡的“高速公路”。司馬遷記載：“道九原，抵云陽，塹山堙谷，千八百里?！边@條軍事要道，成為秦帝國控制北疆的大動脈。
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沙丘駕崩。載著遺體的靈車經直道返回咸陽，“行從直道至咸陽，發(fā)喪?！薄@條直道，本就是為控制北疆而筑。趙高與李斯的密謀，胡亥的篡位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國轉折的暗夜，竟與這座邊郡有著如此隱秘的關聯。
到了漢代，五原郡（秦九原郡）的地位更加重要。漢武帝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，衛(wèi)青“出云中以西至隴西，擊胡之樓煩、白羊王于河南，遂取河南地，置朔方、五原郡”。這次軍事行動，重新確立了漢朝對河套地區(qū)的控制。
《通鑒紀事本末》記載，漢武帝曾多次巡幸五原。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，“上行至云陽，北歷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長城，北登單于臺，至朔方，臨北河”。旌旗千里，威震匈奴。
太初三年（前102年），武帝使光祿勛徐自為出五原郡筑城、障、列亭，遠者千余里，這便是著名的“光祿塞”。這一系列軍事工事，如同漢帝國伸出的一根觸角，深深探入匈奴的腹地，其起點，亦是五原。
東漢時期，五原郡更是多次成為歷史漩渦的中心。《后漢書》記載，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（48年），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?！澳蠁斡谇彩乖勱I奉藩稱臣，入居云中，徙居西河美稷”，部眾分布北地、朔方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門、代郡。且南匈奴呼韓邪單于“款五原塞，愿永為藩蔽，捍御北虜”。這是劃時代的事件——匈奴鐵騎不再是邊患，而是成為了帝國的屏藩。也為后來的民族大融合埋下了伏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開創(chuàng)十六國時期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——漢趙政權的劉淵，其先世就是這一時期內附的匈奴貴族。
魏晉時期，隨著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內遷，東漢權相曹操內遷九原郡治于山西忻州忻府區(qū)。但無論是新址還是舊地這一大片區(qū)域都成為了民族融合的大熔爐。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，各民族在這里交匯、碰撞、融合，最終都匯入了中華文明的洪流之中。
九原郡見證了太多這樣的時刻：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，到秦始皇的北筑長城；從漢武帝的開拓朔方，到南匈奴的內附歸漢，九原郡的歷史軌跡，折射出中華文明處理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智慧。這種智慧既包括軍事上的防御與進攻，更包括文化上的包容與融合。
衛(wèi)青、霍去病從此出塞，橫掃漠北；蔡文姬之父，文學家蔡邕因言獲罪，流落朔方；三國名將呂布這個在歷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，曾改變了漢末的歷史進程......每個名字都是一扇窗口，透過它，我們能看到中華文明如何在邊疆聚星成火。
三
九原郡的歷史演變，是一部北方邊疆的濃縮史。
秦朝短命而亡，九原郡一度被匈奴奪回。直到漢武帝時期，九原郡才重新回到中原王朝的版圖中。《漢書·匈奴列傳》中那段激動人心的記載：“青復出云中以西至隴西，擊胡之樓煩、白羊王于河南，得胡首虜數千，牛羊百余萬。于是漢遂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，因河為固?！边@里的“河南地”，指的就是包括九原在內的河套地區(qū)。
漢武帝不僅恢復了九原郡，更將其作為北伐匈奴的前進基地?；羧ゲ 胺饫蔷玉恪钡膫髌?，很可能就是從九原出發(fā)的。想象那些年輕的漢家將士，從九原誓師北上，深入漠北，與匈奴主力決戰(zhàn)，那是何等的豪情壯志。
秦朝的邊疆政策通過郡縣制、直道、長城，構成完整的防御體系。九原郡是這套體系的關鍵支點。秦始皇的雄心不僅是防御，更是進取。其核心是“徙民實邊”與“軍事鎮(zhèn)戍”的結合。始皇遷徙大量內地囚徒、貧民于新辟邊郡，如《史記》所載，“徙謫，實之初縣”。在九原這等要地，更必有重兵與精心挑選的移民。此舉目的，在于最快速度地將新占領土“郡縣化”，打上秦制的烙印，使其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上與內地趨同。直道與長城，便是貫徹這一策略的主干與枝葉。這是一種充滿法家效率的、強力的治理，試圖用行政與工程的偉力，將邊疆鍛造成帝國的一部分。
漢承秦制，卻更顯從容智慧。漢武帝的開拓，看似與秦無異，但其后的經營，則顯出“柔性的整合”之智慧。除了繼續(xù)徙民（如遷關東貧民于朔方、五原），漢朝更大力發(fā)展“屯田”?！妒酚?平準書》記載，武帝時“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開田官，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”。這“戍田”，便是亦兵亦農的屯墾。兵士且耕且戰(zhàn)，不僅解決了部分軍糧，更形成持久的生產力量。五原郡地處河套平原，得黃河灌溉之利，正是屯田的理想之地。
漢朝在五原郡等地設屬國安置歸附匈奴，置使匈奴中郎將監(jiān)護，同時又設農都尉管理屯田。這種“因俗而治”的智慧，比單純的征服更為深遠。當匈奴人在黃河畔學習耕種，漢人在草原上牧養(yǎng)馬群，文明的邊界開始模糊，一種新的共生關系在長城內外悄然生長。
《晉書》曾記載了一個細節(jié)：“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諸郡，與漢人雜處。其部落隨所居郡縣，使宰牧之，與編戶大同，而不輸貢賦?！边@段文字背后，是無數個具體而微的融合故事。
四
九原郡最深刻的價值，在于它見證了“中國”概念的動態(tài)形成。從秦始皇“筑長城以界匈奴”的物理區(qū)隔，到漢代“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”的豪邁宣言，這片土地記錄著中華民族從地理整合到文化認同的完整歷程。
在這片土地上，我們看到的不是簡單的征服與被征服，而是不同文明形態(tài)在碰撞中的相互塑造。長城的修筑看似隔絕，實則標示出兩種文明對話的邊界；戰(zhàn)爭與沖突的背后，是更持久的經濟互補、文化互滲。這種“和而不同”的文明觀，正是中華民族得以形成的內在邏輯。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九原郡的歷史演進中，我們能看到“大一統(tǒng)”觀念的生動實踐。從秦朝的“車同軌、書同文”，到漢朝的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”，政治的統(tǒng)一為文化的融合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而邊疆地區(qū)的民族融合，又反過來豐富了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內涵，使其從地理概念升華為文明理念。
而九原郡的歷史告訴我們：中華民族的形成，不是簡單的同化過程，而是"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"的融合歷程。從秦朝設立郡縣，到漢代開通互市；從蒙恬北筑長城，到昭君出塞和親，各種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，最終編織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宏偉畫卷。
最能說明這種統(tǒng)一意義的，是發(fā)生在五原郡的一次儀式。東漢建武二十六年（公元50年），漢光武帝“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”，南單于臨行前，派使者在五原郡舉行隆重儀式，表示“世世子孫，永為漢藩”。這個場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——曾經與漢帝國為敵的匈奴，現在成為了保衛(wèi)邊疆的力量。
誠然，中華文明的擴張，從來不是簡單的武力征服，而是文明種子的持續(xù)傳播與接受。那些秦朝戍卒帶來的農耕技術、法律制度、文字系統(tǒng)，最終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(fā)芽，與游牧文明交融互滲。
是的，九原郡早已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，但它所代表的民族融合、國家統(tǒng)一、大國文明的理念，卻如同這片土地上吹了上千年的風一般，穿越時空，直抵今天。
它見證了帝國最強大的意志。那種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雄心，那種以人力對抗天塹、以文明包容一切的魄力，是中華文明中剛健有為、自強不息精神的極致體現。
它見證了文明交融的復雜與深刻。這里不僅是戰(zhàn)場，更是市場；不僅有烽燧的狼煙，更有市集的炊煙。仇恨與友誼，壁壘與通衢，在這里奇妙地共存。它告訴我們，文明的進程，從來不是單一的征服或同化，而是在不斷的碰撞、摩擦、學習與融合中，螺旋式地向前發(fā)展。
它見證了無數個體命運的悲歡離合。從戍卒的鄉(xiāng)愁，到移民的艱辛；從扶蘇、蒙恬的悲壯結局，到呂布那流星般絢爛而短暫的人生；再到無數無名無姓的九姓黎民，他們在這里求生，在這里繁衍，他們的血與淚，笑與歌，共同編織了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。
九原郡，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名詞。它是一種象征，一個隱喻。它象征著中華文明那不斷向外探索、向內凝聚的磅礴生命力。它隱喻著，任何偉大的文明，都需要經受著最嚴酷、漫長的實踐檢驗，需要汲取著最異質、最鮮活的養(yǎng)分。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檢驗與汲取中，文明得以突破自身的局限，變得愈發(fā)博大與堅韌。
大河東去，山海依舊。但深植于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從未改變——那就是對“多元一體”的深刻認同，對“天下一家”的不懈追求。九原郡，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名字，其實是讀懂中國的一把鑰匙。它提醒我們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鑄牢，不是始于今日，而是千年以來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實踐。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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